那一段记忆好难消忆
在生命过程中，有好些还没来得及形成记忆便消失了的往事儿，无论我怎么追忆也聚不成它本来的样子。可有事儿，是注定要溶于血液、尘封于记忆、埋藏在心底、与一生相伴的。这种记忆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记忆，经过了岁月的积累和沉淀，就象落定的尘埃，静静地，无声无息，……偶然间，缱绻处，哪怕只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处断井颓垣，一条蜿蜒小径，一个转身既逝的背影，一声远在天边叹息，也会轻轻地，轻轻地把它惊醒。每当这个时候，怀旧思绪“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丝丝情结，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在我心底最柔软处荡漾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顿时，寸寸柔肠，盈盈清泪，淡淡凝眉，浅浅喃语，全都化着了一道暖流，在穿越了时空的海角天涯、岁月的铜墙铁壁后，带着我回到了生命的源头。那是一段缤纷往事，那是一段属于我的往事！属于一个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有关的往事。
我之所以说它“多事”，是因为就在那一年，一场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一下子将我家掀到了社会最底层。被打倒的父亲，遭遇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旋即，妈妈也从地委某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上下来，调到了最基层，——一个偏远的穷县下属的区镇供销社任会计。就在这雪上加霜时，我非常不合时宜地来到人世而使得原本就非常凄惶的家因我的到来更显得凄凄惨惨戚戚。外祖母因不忍让刚出生的我随母亲到乡下去受委曲，便千里迢迢的将我从湖北的西南部接到了湖南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悉心抚养，百般爱怜，直到我妈妈调回地区工作。
我还记得，由于在湖南娇生惯养，回来后很不适应，也特别娇气。因为到家后，每天再也没了新鲜牛奶可喝、再也没了每天午睡起来后必吃的那种在只有在当地才有的牛奶饼干（在湖南我只吃那一种饼干。白白的，软软的，非常好吃，至今还留恋那一种味道）。面对种种的不适应，我天天哭着喊着要“回去”。家里虽有哥哥和姐姐姐稀奇宝贝似的宠着我，可我自出世后就离开家，对他们已没有一点印象，妈妈呢，工作又很忙，就是在家，刚回来的时候也与妈妈很隔膜，我认定，湖南那边才是我的家。父亲非常稀罕我，因为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只在想象中猜度过我的性格，在照片里见到过我的模样。他在写给妈妈的信中，曾屡屡提到过对我的思念。是不是我父亲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从小我就有“反把他乡作故乡”潜质，所以在妈妈调回地区工作后不久，就马上作出让我回家这个英明决策的？可他也只能望了我一眼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平日里照顾我们生活的是一位保姆，我们叫她“王伯伯”。这是沿用了当地对年纪较大妇女的一种普通称谓。“王伯伯”的家就在市区，没子女，也没文化，还有一点，也不怎么漂亮。她的嗓门很大，颧骨很高，属粗线条那一类型的。不过，对我们应该说是很好的。事过多年，我至今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她，那是因为在她的保姆生涯中，还从来没碰上过象我这样令她百般不适应、非常难“伺候”的主。
可不是吗？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儿，说的是一口的难懂的湖南话。就算是正经八百地说，那话也不好懂，更何况那时候因不适应回家后的生活，所以说话地总是带着哭腔哼哼叽叽的，有话也不肯好好地说。所以她从来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愿。见她不懂我的话，也不明白我的所思所想，我纵有千般的委曲，也只得噙着满眼的泪花在抽抽泣泣中表示自己的不满。因闹不懂我的意思，她跟出跟进好几个来回，最后干脆蹲在我面前，张开大手，一把将我的手臂连同身子一起紧紧箍住，想从我面部的表情中捕捉到能让她明白的答案。可我却一声不吭，只用一双眸子瞪着她，最后，她也无招了，只好连连叫我“小祖宗”以发泄她对我的无可奈何。不光这，让她头疼的还有一桩，吃饭也不肯将就。餐具非得用从湖南带回来的那一套——一个小碟子，一个小茶杯，一个小饭碗，否则我会拒绝吃饭。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三个自成“体系”的凸现出葡萄花纹的玻璃餐具，是我在舅舅家时吃饭专用的。这种东西不大不小，而且是易碎品，路程又远，很不好带。可那时为了我能好好吃饭居然就让它们随我而行，现在想起来，这种浓浓的亲情还是那么地鲜活生动。我不光是在生活上的不迁就给王伯伯带来的种种麻烦，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一不小心就发高烧。多次半夜将我往医院送、一针扎下去就憋得满脸发紫、半天哭不出来的种种表现实在是太可怕了，吓得她说什么也不敢独自带我睡觉了。对此，妈妈也无可奈何，总觉得亏欠了人家 只好尽可能多的把我的事揽下一部分。
那个时候，因常常思念我的外祖母，而不停地流泪；上苍仿佛是为配合我，也不停的下雨，直下得山洪暴发，把一条重要公路冲坏为止。这条路是通往长江的唯一通道，也是到省城的必经之路。就在这条公路被洪水冲坏后不久，妈妈又要去武汉开会。路垮了，本来是应该“东进”的路线改成了“西退”，——从湖北西南部绕道四川东部（现属重庆市万州区），再搭乘客轮顺江而下。当时，在保姆王伯伯看来我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妈妈出差总得带上我，到武汉后，再交由亲戚照看。这次到武汉，除了带我以外，还带上了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也许是在路上着了凉，一到万县我又开始发高烧，又一次成了烫手的“山芋”，而且烧得满脸通红。那时天快黑了，妈妈急忙把我送进了医院。我的针还没有打完，哥哥也被我传染上了，也发起了高烧。
万县在四川的东部，当时是地级市，是一个比较热闹的码头城市。它虽和我们鄂西比邻，但隔了省，平时妈妈出差轻易不会转到那里。在出发前，妈妈曾计划趁这个机会带我们兄妹二人去合影留念，可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便因我们的高烧而化为泡影。第二天中午，针头刚一拔，妈妈就抱着我牵着哥哥急忙往码头上赶。好在那时候出差不止妈妈一人，同行的那一位走得比较早，顺便也把我们的行理带上了船。
那天要是搭乘的是普通客轮也许就没有后面的惊险了，问题是我们坐的是大船，是由重庆开往上海的“江陵号”客轮。轮船太大了就不能在万县的普通码头停靠，得由一艘小河轮拖着趸船到江心“送漂”（长江行话，意“送客”）。轮船高，趸船低，这之间放有一块“跳板”，客上完了，跳板一收，钢缆一松，大船就能启锚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走到跳板的一半处，钢缆突然松开了。就这么一会儿，趸和船之间的距离瞬时分开，跳板突突地往下移，要知道，跳板下面，就是翻涌着的滔滔长江。在平时，若心理和身体素质不好的人向下望一下也会感到头晕目眩，可那时，就是我们命悬一线，生死存亡一瞬间了！
刹时间，甲板上”嘘”声一片，好多旅客惊恐得闭上了眼睛。
什么是什么“大难临头”、什么是“生死存亡”？！什么是“千钧一发”、什么是“濒临绝境”？！那个时候就是啊！
谁也没想到，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妈妈带着我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上甲板，并在惯力的作用下跌倒下来；就这么一会儿，突突下移的跳板翻身直入长江溅起了江面好大一朵浪花。常听人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场的旅客虽亲眼目睹了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可没一个人敢相信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生死悠关处作出的反应竟是如此之快！那一刻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促使妈妈动用了超越生命极限的潜能，换来这跨越生死存亡的一跳啊？！
据说，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足球队员的应变能力和速度是最快的。到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事者在瞬间作出的反应能刷新这一记录。由此看来，从事“母亲”这个职业的人，能与职业足球队员一比高低，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
当甲板上的旅客醒悟过来后，纷纷跑了过来，把我们扶了起来。哥哥是甩出去了，还撞在舱门上。他的嘴唇、鼻子和额头均受了伤，不一会就肿得连眼睛在哪儿也找不着了。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是惊恐地睁大眼睛把妈妈看着，连哭也不会了。妈妈双肘撑地，一面尽量勾着身子不压痛我，一面还要用手掌托着我的后脑勺怕我伤着。什么是“舔犊之情”？妈妈望着我的眼神就是啊！原来这世上还真有“心灵感应”啊，从那一刻起，就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传递了过来，把我和妈妈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不管我身处何处，只要一声呼唤，妈妈都会不顾一切地赶来救我。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对妈妈的依恋与日俱增，最终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小尾巴”。
小时候，这件事是我哥哥用来对付我的“杀手锏”，只要我不听他的话，他就会指着我的鼻梁告诉我，是因为妈妈为了护我，才会把他的鼻子摔破，才会在他额头上留下伤疤。每每听他这样一说，我就会马上安静，惟他“马首是瞻”。就是现在，我们还时不时地回忆这一幕，换来若干感慨与惊异！
时间会流失，可记忆不会裉色，就是再过几十年，它也依然是我们心底最温情的童年记忆。这种人间最纯朴最深切的亲情，是可以生生不息，是可以活到地老天荒的！
在生命过程中，有好些还没来得及形成记忆便消失了的往事儿，无论我怎么追忆也聚不成它本来的样子。可有事儿，是注定要溶于血液、尘封于记忆、埋藏在心底、与一生相伴的。这种记忆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记忆，经过了岁月的积累和沉淀，就象落定的尘埃，静静地，无声无息，……偶然间，缱绻处，哪怕只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处断井颓垣，一条蜿蜒小径，一个转身既逝的背影，一声远在天边叹息，也会轻轻地，轻轻地把它惊醒。每当这个时候，怀旧思绪“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丝丝情结，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在我心底最柔软处荡漾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顿时，寸寸柔肠，盈盈清泪，淡淡凝眉，浅浅喃语，全都化着了一道暖流，在穿越了时空的海角天涯、岁月的铜墙铁壁后，带着我回到了生命的源头。那是一段缤纷往事，那是一段属于我的往事！属于一个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有关的往事。
我之所以说它“多事”，是因为就在那一年，一场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一下子将我家掀到了社会最底层。被打倒的父亲，遭遇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旋即，妈妈也从地委某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上下来，调到了最基层，——一个偏远的穷县下属的区镇供销社任会计。就在这雪上加霜时，我非常不合时宜地来到人世而使得原本就非常凄惶的家因我的到来更显得凄凄惨惨戚戚。外祖母因不忍让刚出生的我随母亲到乡下去受委曲，便千里迢迢的将我从湖北的西南部接到了湖南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悉心抚养，百般爱怜，直到我妈妈调回地区工作。
我还记得，由于在湖南娇生惯养，回来后很不适应，也特别娇气。因为到家后，每天再也没了新鲜牛奶可喝、再也没了每天午睡起来后必吃的那种在只有在当地才有的牛奶饼干（在湖南我只吃那一种饼干。白白的，软软的，非常好吃，至今还留恋那一种味道）。面对种种的不适应，我天天哭着喊着要“回去”。家里虽有哥哥和姐姐姐稀奇宝贝似的宠着我，可我自出世后就离开家，对他们已没有一点印象，妈妈呢，工作又很忙，就是在家，刚回来的时候也与妈妈很隔膜，我认定，湖南那边才是我的家。父亲非常稀罕我，因为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只在想象中猜度过我的性格，在照片里见到过我的模样。他在写给妈妈的信中，曾屡屡提到过对我的思念。是不是我父亲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从小我就有“反把他乡作故乡”潜质，所以在妈妈调回地区工作后不久，就马上作出让我回家这个英明决策的？可他也只能望了我一眼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平日里照顾我们生活的是一位保姆，我们叫她“王伯伯”。这是沿用了当地对年纪较大妇女的一种普通称谓。“王伯伯”的家就在市区，没子女，也没文化，还有一点，也不怎么漂亮。她的嗓门很大，颧骨很高，属粗线条那一类型的。不过，对我们应该说是很好的。事过多年，我至今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她，那是因为在她的保姆生涯中，还从来没碰上过象我这样令她百般不适应、非常难“伺候”的主。
可不是吗？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儿，说的是一口的难懂的湖南话。就算是正经八百地说，那话也不好懂，更何况那时候因不适应回家后的生活，所以说话地总是带着哭腔哼哼叽叽的，有话也不肯好好地说。所以她从来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愿。见她不懂我的话，也不明白我的所思所想，我纵有千般的委曲，也只得噙着满眼的泪花在抽抽泣泣中表示自己的不满。因闹不懂我的意思，她跟出跟进好几个来回，最后干脆蹲在我面前，张开大手，一把将我的手臂连同身子一起紧紧箍住，想从我面部的表情中捕捉到能让她明白的答案。可我却一声不吭，只用一双眸子瞪着她，最后，她也无招了，只好连连叫我“小祖宗”以发泄她对我的无可奈何。不光这，让她头疼的还有一桩，吃饭也不肯将就。餐具非得用从湖南带回来的那一套——一个小碟子，一个小茶杯，一个小饭碗，否则我会拒绝吃饭。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三个自成“体系”的凸现出葡萄花纹的玻璃餐具，是我在舅舅家时吃饭专用的。这种东西不大不小，而且是易碎品，路程又远，很不好带。可那时为了我能好好吃饭居然就让它们随我而行，现在想起来，这种浓浓的亲情还是那么地鲜活生动。我不光是在生活上的不迁就给王伯伯带来的种种麻烦，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一不小心就发高烧。多次半夜将我往医院送、一针扎下去就憋得满脸发紫、半天哭不出来的种种表现实在是太可怕了，吓得她说什么也不敢独自带我睡觉了。对此，妈妈也无可奈何，总觉得亏欠了人家 只好尽可能多的把我的事揽下一部分。
